（一）唐传奇发展初期。唐传奇的发展与唐诗不同步，诗歌方面所说的初、盛时期，在传奇方面都属于初期，也就是从志怪体向传奇体转变而尚未充分成熟的时期。 在初唐，有些小说还完全停留在志怪的范围，如高朝唐临的《冥报记》和郎馀令的《冥报拾遗》就是；也有些虽仍属志怪，但已稍有些新的迹象，如《梁四公记》（作者题燕国公张说，一作梁载言），述四个奇人在梁武帝面前占卜射覆，谈殊方异物及与僧人论难等活动，文中用类似汉赋的问答辅陈的结构把许多琐碎材料串缀起来，构成较大的篇制。 作于高调露初年的《游仙窟》，是一篇颇为特殊的初唐小说。作者张鷟，字文成，调露初进士，武则天时任御史，卒于开元中，当时有为人“傥荡无检”和为文“浮艳少理致”（《书》本传）的名声。此文以第一人称于奉使河源途中，投宿“仙窟”，与神女十娘邂逅交结的故事。全文以骈文写成，又穿插了大量主客对答的五言诗，表现男女间的调笑戏谑，颇有倾向。对这一作品，现在有主张是传奇的，有认为是变文的，但实际上它的样式与两者都有相当大的差别。应该注意到，类似《游仙窟》的内容，在杂赋里早就出现过，如蔡邕《青衣赋》就曾描写作者与一“青衣”邂逅相遇并欢会一宵的故事，及次晨别后作者对她的思念。六朝时又有《庞郎赋》那样的俗赋，既有故事情节，又是骈文和五言诗杂糅的。而后，又演变为与《游仙窟》极其相似的敦煌《下女夫词》那样的故事赋。《游仙窟》所描写的内容和骈丽浮艳的文字及其杂用五言诗的结构，都显示了它与杂赋、俗赋的承接关系，可以说是继《梁四公记》以后（或大致同时）小说领域内又一次新的尝试。这篇小说在当时很流行，并传至日本，它对唐代传奇的孕育形成应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的。 如今所见最早可归之于“传奇”的唐人小说，是《古镜记》和《补江总白猿传》。 《古镜记》旧题王度（文中子王通之弟）撰，文字亦以王度的口吻写成，然《崇文总目》却著录为王通之孙王勔所撰，今人多信从前一说。其实，假托人物以虚构故事的写作方法盛行于辞赋，这种情况常易引起后人对作者的误会。如傅毅《舞赋》假托宋玉与楚襄王的问答，《古文苑》因而误题为宋玉的作品。从唐人传奇每不题撰者名的情况看，此作假托王度而遂误为王度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此文记一古镜妖精等灵异事迹，它以许多小故事而成的特点与《梁四公记》相似。但它始终以古镜为中心，故事性较强，不像《梁四公记》那么琐杂；结构上，以王度的叙述为主线，又穿插其家奴的叙述，其弟王勣的叙述，也远比《梁四公记》复杂而完整；它的描写也较具体生动，文辞华美，这些都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汪辟疆称之为“上承六朝志怪之余风，下开有唐藻丽之新体”（《唐人小说》），洵为确论。 《补江总白猿传》的作者已不可考。此文写梁将欧阳纥携妻南征，途中妻为猿精所盗。欧阳纥经一番历险，才终于在其他被窃去的妇女帮助下猿精，救出妻子。而后其妻生一子（指欧阳询），貌似猿猴而聪敏绝伦。后欧阳纥被杀，江总收养此子，“及长，果文学善书，知名于时”。文中猿精预言其子“将逢圣帝，必大其”，故其写作年代当在欧阳氏尚贵盛时，即询子通于武后天授初被诛之前。又这篇小说向来被认为是“唐人以谤欧阳询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其实也很可能是俳谐之作而并非有意。 从艺术技巧上看，此文较《古镜记》更加成熟。作者先以部人“地有神，善窃少女”来渲染气氛，而后以纥妻于森严的密室中突然而“关扃如故”来制造悬念。欧阳纥初探巢穴时，仍不知盗其妻者是何“神物”，直到他二度入山，白猿中计被绑后才说明是头“大白猿”，而后又通过诸被盗妇女的叙述进一步描绘他的形象。全文描写生动，曲折有致，布局严谨。尤其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是以史家人物传记的格式来撰写志怪类故事，这对唐传奇基本体制的形成具有开创性意义。 大历末年陈玄祐所作《离魂记》也值得注意。小说写倩娘与表兄王宙相爱，父亲却将她许配他人，倩娘的生魂于是随王宙逃遁，身体则卧病闺中，后倩娘回家探亲时，二者重合为一。这篇小说脱胎于南朝《幽明录》中的《石氏女》，篇幅约长出一倍，虽仍属于短小之作，但突出了对爱情主题的渲染描绘，文辞也很优美，作为过渡性的作品，它预示着以后大量优秀爱情小说的兴起。 另外，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小说集，如牛肃《纪闻》、张荐《灵怪集》、戴孚《广异记》，都带有过渡的色彩。这些书多记神鬼怪异之事，但其中有些作品叙述详赡、篇幅曼衍、讲究文采，已非六朝志怪旧貌。而且在《纪闻》中，如《裴伷先》、《吴保安》、《苏无名》等篇，以史传笔法详尽曲折地描写了当时一些行事卓绝特出的人物，无诡异之事而叙述浓至，开辟了以传奇样式撰写故事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