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上看，长篇小说写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点上，一个是现代历史，一个是当代乡村。这是作家的写作传统，也是文学的强项。从写作题材来看，作家写抗战和乡村的居多。在这些作品中，作家在书写当活时会突出细节描写，而涉及题材时，往往会忽略日常化的叙述。然而，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成为经典段落的，恰恰就是这些活灵活现的日常化叙述。 比如梁斌的《红旗谱》中，云涛要去参加，春兰也要跟着一起去。当云涛带春兰一起走时，春兰便倒在地上撒泼打滚，一个俏皮小姑娘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脑海里。春兰不能跟云涛一起去参加，她就把“”两个字绣在胸前，小孩子看到了，问她是不是在想“”。严肃的题材中，带有青春意味的细节描写，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老一辈文学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近年来，长篇小说创作在细节描写以及日常化叙述的精彩程度上，距老一辈作家的经典作品还有一定差距。作家必须以超凡的文学想象和关键性的细节设置，才能写出具有力的好作品来。 从空间上看，小说呈现冀中平原的题材足够多，而展现山河故事和历史题材的作品寥寥无几。周边的河南、山东、山西等地以商贸为题材的历史故事写得很生动，影响力也较大，而始终缺乏一部从历史角度写燕赵文化根脉的重量级小说作品。 从写法上看，作家的作品出现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杂糅的写作方式。比如贾兴安、康志刚的作品，现实主义风格非常明显，小说该有的矛盾冲突以及情绪的激荡在作品中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种写法。另外一种写法是融入了现代元素，比如刘建东的《一座塔》、胡学文的《血梅花》、李浩的《镜子里的父亲》等作品。 关于写作的情绪和调式，我曾在不同场合强调过多次，现在社会文化层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娱乐至死、萎靡不振、阅读碎片化等，这不单单针对文学，而是就全国文学形势来说的。文学是折射时代风貌、塑造社会风气、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支点，文学是火炬，是灯塔，这种意义与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这个时候往往正是文学大作家、大作品的时候。作家应该有大格局，要从历史和整个社会出发，不要老是写一些儿女情长、以为中心带着明显个人情绪的作品，而是要以深沉疏朗的文学表达，鼓舞一代青年，引领文坛风气。 当代中国文学，如果从题材方面看，最成熟或成就最大的，莫过于乡土文学，或者说是农村题材。比如《创业史》《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白鹿原》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扛鼎之作并写进了文学史。它们讲述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它们提供的经验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经验。这个传统一直延续着，至今不衰。作家素来关注农村、关注乡土、关注中国农民的命运，注重探索乡土文明的发展与演变。面对当下复杂的乡村变革，作家要看到乡土文学叙事的局限与合。 近年来，对乡村中国的文学讲述，大致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吴玄的《西地》《发廊》等小说。这些作品讲述的是，无论是留在还是进城，都有所变化，面对当下，乡土变得不再温暖诗意。一种是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麦河》等小说。这些作品以乐观主义的情绪表达了乡村变革可以期待的未来。生机勃勃的楚王庄和鹦鹉村，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可以看到未来的。周大新和关仁山在描述当下乡村变革的同时，也预示了这一变革的前景。一种是刘亮程的《凿空》等。阿不旦这个村庄在刘亮程的讲述中是如此悠远。《凿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怀旧，事实上自近现代以来，中国作家对乡村中国的想象就一直没有终止。无论是鲁迅、沈从文，还是其他的乡土文学作家，他们一直存在一个不能解释的悖论：他们怀念乡村，但他们是在城市怀念乡村，是城市的“现代”了乡村传统的价值，是城市的喧嚣了乡村“缓慢”的价值。在他们那里，乡村是一个只能想象却不能再体验的存在。 籍青年作家付秀莹的《陌上》，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讲述了发生在华北平原芳村的故事。《陌上》既是一个与历史和现实有关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面对乡村变革犹豫不决、充满阐释焦虑的小说。芳村的生活与之前并无多大差异，但是，风和日丽下的芳村早已不是过去，许多东西已经被“现代”，芳村正逐渐向“现代”。“现代”对芳村的巨大冲击，更在于原有旧秩序、旧格局的解体，更为严峻的是，芳村的女性生活堪忧。这与传统的乡土中国的世情小说一脉相承，和《红楼梦》以及明清白话小说里讲述的女性有相似之处。这是付秀莹的小说中最有价值的发现。 上述这些作品严肃地表达着作家对乡村中国历史变迁的认知和情感态度。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同的乡村共生于同一时空下，也让我们通过这些文学化的讲述，进一步理解中国现代社会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实，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讲述今日中国乡村的全貌，这种局限性也有其合。虽然他们讲述乡村的出发点不同，但他们试图认识当下乡村中国的目的是一致的。希望文学在作用于的同时，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当下中国的巨大变革中来，推动中国乡村变革朝着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现实主义传统是一把双刃剑。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影响很深，实力雄厚，形成了强大的气场。但是现实主义成为主流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导致思维形成了惯性，在创作上容易模式化。作家，在继承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同时，还应不断进行反思和突破，寻找新态势和新角度。 我们看到，在对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给作家创作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文学逐渐从现实主义的“一枝独秀”开始向艺术风格的“百花争艳”转变。作家在继承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意识地从优秀文学中汲取营养，不断开拓创新。近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新的景观，关仁山、何玉茹、李浩、刘建东、胡学文、康志刚、曹明霞等作家在全国引起了一定反响。作家们对现实和历史进行着有力度的、深入的思考，在文体上也开始进行多样探索。 结合何玉茹《前街后街》、胡学文《血梅花》、曹明霞《日落呼兰》这三部小说，我来谈谈作家如何在继承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同时，又从不同角度找到新的突破点。这三位作家现实主义功底深厚，且都有各自特点。 何玉茹的优势在于对日常生活的细腻描写，对人物心理的把握尤为突出，她找到了一个书写当下乡村生活的新视角。《前街后街》通过对三位女性的描写，反映了在特殊年代社会对普通人的影响。何玉茹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她并不是简单地书写这种影响，而是从人性出发进行阐释。尽管三位要好的女性会因为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产生矛盾和冲突，但最终她们还是突破了这种，达成了谅解。这三位女性中，何玉茹设计了一位不会说话的女性形象——明悦，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思。不会说话的明悦摆脱了、功利的约束，她不会用假话伪造自己，也不会用语言去争斗，在她身上人性的善良更地表现出来。 胡学文对小说叙述有强大的力，叙述空间更加开阔。在《血梅花》中既有传奇、武侠、话本的影子，又有经典作品的影子。结构上，他汲取了现代主义小说的精髓，不一味守旧。他把侠义置于抗日战争的大熔炉里来写，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在抗日战争题材上找到了新的突破点。 曹明霞则侧重于情感的现实书写。在《日落呼兰》中，她怀着对家乡深深的爱来书写抗日战争，没有其他抗日题材小说模式化的痕迹，也没有思维定式的约束，她所呈现的叙述空间，能够给人以新鲜感。她在叙述中不去追求故事情节的连贯性，而是提供一帧帧的画面，但读者读起来却没有碎片化的感觉，因为有一种情感逻辑将它们连成了一体。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作者在现实主义叙述上的突破。 作家应更多考虑，如何在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运用新方式、新方法，为文学创作带来新变化。 一方面，作家若成规就不会有所作为，他需要寻找到与众不同的方式进行创作，在传承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也要思考如何与现代主义进行糅合的问题。以陈《白鹿原》为例，在我看来，《白鹿原》是一部“大杂烩”作品，其中涉及文化主题、历史主题、生命主题等多个方面，为读者提供了多种的主题与价值期待，家、文化学者、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普通等不同身份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打捞出各自需要的东西。二十世纪十年代,正值中国大变革的时期，各种思想流派、意识形态逐渐进入视野，这种“大杂烩”式的艺术创作与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的状态是相吻合的。由此可见，一个作家要对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有所回应，要对历史现状有所把握，就要深刻理解自己的时代，全方位熟悉生活，既要对时代有宏观的把握，又要对生活的角角落落有精细的观察和深切的体验。 另一方面，小说创作的虚与实是作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作家擅长写实，但也要注意在虚上做文章、下功夫，把握好虚实结合。真正的文学作品绝不是作家对实际生活的感觉、知觉和的简单记录或直接外化，而是运用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由真实引发联想和想象，以有形表达无形。比如，《红楼梦》在总体写实的基础上，有大量的虚幻内容，如、、谶语等。作家在处理材料、结构作品时，将现实性描画在虚幻的底布上，虚处不流于空疏阔落，实处不拘于纤毫毕现，虚与实相映，真与对，现实与荒诞相融合，从而使作品体现出亦真亦幻、非真非幻的朦胧虚幻美。虚实相生的艺术是中国传统写作理论的精华。希望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能够灵活运用虚实相生的艺术来处理情景关系，塑造人物，营构情节，创造风格，主题。 结合作家的三部长篇小说——胡学文《血梅花》、刘建东《一座塔》、曹明霞《日落呼兰》，我来谈谈抗战题材小说创作在继承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如何拓展与深化。 有着深厚的书写抗战题材小说的传统，比如徐光耀《小兵张嘎》、雪克《战斗的青春》、李晓明等合著《平原枪声》等。胡学文、刘建东、曹明霞这三位作家的作品不约而同把视角落在抗战题材的书写上，但他们各自有不同的风格，带给我们不同的，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同的探索方向。 刘建东的《一座塔》体现出他在艺术探索上的野心。小说在叙述上下足了功夫，特别讲究语言的复杂感，这种表达明显受到了先锋文学的影响。 胡学文的《血梅花》同样受到先锋文学影响，这部小说最主要的特点是，尝试引入了武侠文化。小说在叙事上借用悬疑小说的手法，章与章之间，每章内部的节与节之间，两两构成一种双线的对位，顺叙与补叙交叉，不断抛出新的谜团，又不断将谜底延宕；即便像柳父与梅花党的渊源这个关键的情节点，小说也只点到为止，并未像传统小说那般交代清楚来龙去脉。这样的处理使得小说从始至终都有一种靠悬念和解密驱动的叙事势能。《血梅花》给读者的第一感觉是它的传奇性和戏剧性，小说中的柳东风和柳东雨兄妹在父亲的熏陶下，练就一身打猎的好本事。国仇家恨之下，他们以飞刀为武器，周旋于日寇的中，并在每个被他们猎杀的鬼子头上留下梅花的印迹。坦白说，这种情节固然引人入胜，但也让人无法。不过，完小说之后，读者并不会有被雷到的感受，因为这些略显夸张的艺术想象是附着于历史记忆的骨骼之上的。 相比之下，曹明霞《日落呼兰》的历史感更加强烈，她为我们提供了更加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作者显然不是在单纯地讲述一个历史故事，她选取一段特殊的时代背景，将人生与社会紧密结合在一起，使身处呼兰河畔的人们的情态与日军入侵的艰危局势互相映照、碰撞，并由之呈示出那些原本安于现状的个体生命的不同选择和不同命运。在纵贯整个伪满时期的沉缓叙说中，作品从字里行间挥发出它的某些史诗性。小说的第一主人公不是抗日英雄，也不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战士。从14岁到28岁的洪庆山勤劳能干，善良仗义，又胆小怕事。他是家庭的顶梁柱，也为日本人干活挣钱。他加入宪兵队当，也不肯进山加入“山林队”，他只是希望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老老实实过日子，谁也不招谁，谁也不杀谁”。最后，在患难中与日本女人花田生下一儿一女，花田死后，又命中注定地要与日本姑娘纯子一起度过剩下的日子。小说在历史的缝隙中，打开了丰富的情感空间，使读者看到了超出既有想象的历史叙述。小说既有可读性，又有传奇色彩，既有历史感，又有人性的深度，无论作品的内涵还是艺术表现，都富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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