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编辑其实没什么好说的，苏童当过编辑，刘恒当过编辑，他们最终成为好作家是他们的造化，没成为好作家的编辑再怎么样都是自己的。我这么说，不代表编辑工作不重要，几十年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作家、与刊物，当然重要的还有读者。优秀的编辑往高里说，他们是作家的知音和提衣人，是文学家园的者；往低里说，好编辑不仅仅会改错别字，它还需要一种禀赋和感受力，还要有一双火眼金睛，具备与作家沟通的能力，能把有潜力的文本变成一部优秀之作。木心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都弥补不了，我非常赞同。 程永新：《收获》曾经三起三落，它所经历的曲折坎坷与当代文学的命运是同步的。上世纪50年代末，大型文学刊物不多，所以《收获》发表了很重要的作品，像《茶馆》《大学春秋》《创业史》《上海的早晨》《大波》《欧阳海之歌》等等，这些作品在当时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程永新：《收获》1979年复刊后，因为社会形态的变化、因为，文学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那时候似乎人人都在读文学作品，文学寄托了我们这个民族所有的和愿景。随着社会的一点点进步，文学一次次突破禁区，需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变化，我们在几十年里都经历了。，让世界上的优秀文学典籍都涌现在我们面前，中国作家具有超强的学习能力，学习过后就面临了一个本土化的问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寻找中国故事。在我看来，所有的变化都是在学习中完成的，所有的变化都可以落实到本土化这个词。当然，本土化的过程还包括向传统学习，向民间学习。 何 平：还有，我认为不只是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1979年1月《收获》复刊之后的三四年，《收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同样重要，有着前行者趟开一条的意义。你1982年到《收获》的，到的正是那个一个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变革的文学时代，记得你到《收获》到前后两年，《收获》发表了《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人到中年》（谌容）《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人生》（遥）《》（）《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张贤亮）等，某种意义上，《收获》的读者口碑和在当代文学史地位与这些作品有很大关系，你作为一个新入行的编辑感受到怎么的文学气息？或者说，一个文学的“80年代”是如何的？ 程永新：我是在农场读到《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啊》的，那一期的《收获》被得掉了封面；大学期间，《收获》在中文系的阅览室可是抢手货，需要早早去排队才能借到。晚上十点以后我们津津乐道的是《》《人生》《在同一地平线》这样一些小说。三年级的时候去《收获》实习，来到巨鹿675号，感觉走进了文学的。老编辑用毛笔在稿子上涂涂改改，用毛笔给作家写信，亲眼目睹老编辑与作家谈稿子的修改，这些场景如梦如幻，让人不敢相信那些校园里到处流传的小说就是这样被印成铅字的。《收获》与《上海文学》在一个楼面，李子云是《上海文学》的负责人，她是一口京腔、连抽烟都极其优雅的前辈，我与同学在走廊里看《收获》的来稿，李子云老师把我们叫去坐在理论组的房间，这样我们见到了吴强、茹志鹃、王安忆这些名字如雷贯耳的作家。理论组的一张沙发上，经常会坐一些被叫来修改稿子的人。一个头大大的、声音宏亮的人后来知道叫吴亮，一个斯文的戴着眼镜的人是王晓明，另一个倔头倔脑、不停为自己文章的人叫程德培，而理论组来得最早跑去楼下泡水的就是蔡翔。主持谈稿的通常都是理论组组长周介人。那时《上海文学》的理论组可以说是文学的策源地。我与我的大学同学浑然不觉，我们同时接受两个编辑部的熏陶，就是在这样一种人来人往的氛围中，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了。 何 平：文学界对你的印象，基本上把你看作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的推手。你和先锋文学的关系，你可能讲得太多，有点厌烦了。我们换个方式问，三十多年后，你如何看待当时的先锋文学？ 程永新：先锋文学是后来被命名的。回过头去看，虽说当时发表的作品其中有学习模仿的倾向，有的甚至比较幼稚，但无论如何，这是发生在文学内部的一场变革，说也未尝不可。这批年轻人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力量。没有先锋文学，就不会催生上世纪90年代一批名作的诞生，就没有当代文学的成就。所以，1997年我编选《中国新潮小说选》，在后记中说，也许这些年轻人不一定都能成为大师，但未来的大师一定是沿着这条道一个辉煌的。 何 平：1979年《收获》复刊后，巴金的人格魅力和气质影响到《收获》的气质，不是每一个刊物都有巴金这样的灵魂人物，你觉得巴金之于《收获》最重要的意义在那里？ 程永新：巴金老是当代中国知识中最具、最具人格力量的人，年轻时读《家》《春》《秋》，也就是觉得好看，后来读《随想录》，才渐渐体会到巴金老的深刻与。他都是用最简洁最直接的方式来讲出生活的道理，他的只言片语往往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比如说讲真话，比如说把心交给读者，都是大白话，可今天有用，未来也有用，今天我们就能做到真正讲真话了吗？巴金老留给后人的只言片语，是我们民族宝贵的遗产。巴金老一直靠稿费和版税生活。他是《收获》的创办人，是《收获》的主编，可他从不拿的钱。每每碰到麻烦，他就为遮风挡雨。在我看来，巴金老就是《收获》的灵魂，就是旗帜和压舱石。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收获》，也文学与作家们。他的气质和人格力量一直我们，我说过，谁当主编都改变不了，也不应该改变。 何 平：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发布的座谈会上，我发言的时候说，新时期以来的《收获》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遗产，也是《收获》自己重要的资源，是突破禁区、的文学趣味和审美“极端主义”（余华）的宽容以及对文学新人的和，你觉得是这样的吗？ 程永新：是这样的。《收获》之所以在几十年的文学浪潮中始终在场，始终在风口浪尖，就是因为一直拥有大海一样的胸怀，文学的内核之一就是包容，只有包容，文学才能前行，才会不断涌现新人。90年代的一批重要作家像毕飞宇、李洱、东西、韩东、叶弥、金仁顺、魏微等都在《收获》发表了重要作品，笛安的作《姐姐的丛林》我们发了中篇头条，那时候她在法国留学，我根本不知道她是李锐和蒋韵的女儿，李锐叫编辑不要跟我说。世纪初我们还推出了棉棉的作品，因为老人被蟹钳伤身亡描写的是青春，当时遭受一定的压力。巴金老说办刊物就是出人出作品，我们一直没有忘记。 何 平：这一二十年，文学边界被不断拓展，文学和媒介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收获》在安妮宝贝刚刚出道的时候就发过她的小说。比如《收获》去年青年作家专辑的班宇、大头马等都有网络写作的前史，郭爽也是从出来的。以你的阅读感受和判断，青年写作者潜藏着和前几代作家不同新的文学气质吗？你做主编的这些年，《收获》编辑思和办刊策略作了怎样的调整？我印象中《收获》不仅仅和出版机构的合作加强，而且在网络新的扩张也在尝试做一些事，《收获》的号在文学公号里也是一流的。 程永新：这些年文学的边界确实一直在拓展，进入新世纪，随着新的兴起和科技的进步，类型文学发展迅猛，文学的也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所做的调整无非就是顺势而为，所有的手段其实还是万变不离其，推出的作品好，才会有好的口碑，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当下的年轻写作者知识积累丰富，知识结构与前代作家迥异，他们思活跃，少有禁忌，个性鲜明，但文学最终要比拼的还是对人性的洞察力，对时代和生活的把握，在对人性的发掘和思想的深刻性方面，年轻作家还有很长的要走，还需历练，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018新闻学院院长论坛”举行“2018新闻学院院长论坛”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人民日副总编辑卢新宁，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梁建勇，厦门大学党委，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等与会并致辞。【详细】 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11月7日至9日在乌镇召开。本届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