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更为深刻的思想史。最精深的思想往往难以精确表达，而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对文学人物及其处境的设计和描述，营造出现实生活中不一定存在但却又十分真实的思考，传递一种复杂的情绪和体验，并以此为基础挖掘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一部文学史，可以通过对一个时代文学作品的考察，去展示特定社会下，特定作家通过特定文学形象传递出的思想内容，从而更加真实、准确和深刻地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面貌。这是我读《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突出感受。 《中国现代小说史》是旅美中国学者夏志清的代表作，一直被认为是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开创性的经典著作（原书为英文）。确实，此书不仅语言优美，立论诚恳，且每发一论断评鉴，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传为经典，非虚名也。在体例上，此书为编年体和纪传体杂糅，以时代分野为经，以作家为纬，其中亦有穿插，可谓兼采中国传统史学体例之长。 夏志清的每一论断不一定都能让读者信服，但却总能反映出其解读品鉴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独特眼光和广阔视野，使人耳目一新。加以文风老辣不，测你前世死因读来可谓酣畅淋漓。夏志清学贯的深厚学养及其在东生活的丰富经验，更使此书具备了少有的洞察力和穿透力。 关于如何认识和对待文学，此书贯穿了两个主题：一是文学的目的在于挖掘人性，二是文学应该“为文学而文学”，去除济世性。 文学的根本目的在于反思人性，以便人类更好地认识自己，尽量拓宽人对于美与爱的认知界限，避免落入人性中恶的陷阱，从而使人更加健全，更加丰富，更具备自爱和爱人的能力。 人性的根本困境在于，即使认识到了人性的幽暗之处，以及人性中的恶可能造成的悲剧，人却无力去改变这种人性。爱与真理之不能达成，其原因不是人的认知能力问题，而是人与生俱来且永远无法改变的固有局限问题。 当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页383） 其实，中国文学的济世传统并非到才如此，而是长期存在、渊源深厚，这是济世传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压倒性优势所导致的。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文学作品，似乎主要出自、佛家的信徒之手。或者说，即便是一个处于传统下的中国读书人，只有当他从、佛家寻找思想资源的时候，才更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庄子、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即是如此。 “劳伦斯在他的《古典美国文学研究》一书中，说了这么一句话，对于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谓金科玉律：‘勿为理想消耗光阴，勿为人类但为写作。’照此说法，那么一般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显得平庸，可说是由于中国现代作家太于理想，太关心于人类福利之故了。……事实上，这些作家往往把理想误作来。”（页379） 此书广受赞誉的一大原因，是夏志清通过此书的评介，发掘了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一批此前未受注意的作家，使之成为知名作家。沈从文我很喜欢也更加了解，钱锺书的《围城》则是我读了多次而读不下去的书。我揣想，张爱玲、钱锺书之所以被夏志清发掘，可能因为他们三人生长于于同一地域文化圈（张爱玲和夏志清均生于上海，夏志清祖籍江苏，而钱锺书是江苏人）。夏志清对张爱玲和钱锺书作品的理解，很多是我无法做到的，其原因除了鉴赏能力的高下和人生经验的多寡，部分也由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地域差异，与我喜欢沈从文的作品是一个道理。同时，沈从文能得到夏志清的高度评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从文的作品或许更具有跨越地域的穿透力和辐射力，而这正是好作品最重要的特征。 “正小说起于十八世纪，红于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象上的落伍和在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 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小说的颓局。”（李敖：我写《法源寺》） 现在，距李敖写这篇文章（1991年6月）又过了28年，距艾略特咬定小说无可为则快要100年了。在没有电视机、电影院、电脑、网络的时代，读小说是排遣时光的重要手段，现在则是追剧、看电影、打游戏了。这是小说的危机，不过倒不必惋惜。很多艺术形式都随着时代产生，随着时代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均是如此。小说的前途，恐怕就是李敖所说，需要“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 *本文以文学为题，但主要以小说为例，二者是包含关系。因为只是读后感，为表述简洁方便，未对文学和小说从概念上作严格区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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