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恰逢美国作家塞林格（1919—2010）诞辰百年，世界各地读者纷纷举办各式纪念活动。早在3月，塞林格之子马特·塞林格就曾亲临上海、南京等国内城市与广大读者分享他眼中的父亲及其笔下的人物。塞林格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虽一生都没有到访过中国，但却可以在创作中娴熟、恰当地引用中国故事及禅公案。不仅如此，他隐遁山林、不闻、冥想、的存世之道更是应和了中国、佛家的“天人合一”“自觉、自度、自悟”之精髓。可见，身份认同之苦并在二战中遭受严重心理创伤的塞林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到了顿悟的灵光，进而也获得了开示的愉悦与内心的安宁。 1919年1月1日，塞林格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但准确地说，塞林格是一个半（父亲是，母亲在婚前，婚后皈依）。此外，在塞林格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不仅没有以的信条去、规范他，反而有意地营造一个“去犹太化”的教和生活，间接地促成了塞林格的思想的，为日后塞林格接受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扫清了障碍。 中国禅自19世纪末传入美国，并于20世纪50年代最为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二战后美国出现了“垮掉的一代”，这些长满“反叛”细胞的青年人不满于传统的价值观。而塞林格与禅的接触和“垮掉的一代”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名二战的亲历者，战争的无情与惨烈让塞林格不仅质疑了自己的参军选择，更让他看清了战争的本质，这无疑加速了塞林格在思想和创作上的成熟。于是，“生与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等开始成为他探究的问题，而这些生命难题的正解要靠禅方能有所参悟。可见，塞林格与禅的结识是必然的，这既有助于他重建战后的心理和探究存在的意义，又深深地影响了其日后的生活与创作：一方面，他弃绝，隐居山林，不遗余力地践行禅的教旨；另一方面，他通过作品将的适时地予以记录和传递。此外，来自中国的文化、古代诗词歌赋等也成为塞林格思想顿悟的催化剂，其作品中出现的大量中国文化元素就是最好的：在中篇小说《抬高房梁，木匠们》的开篇，作者就引用了《淮南子》卷十二《道应训》中“伯乐相马”的典故来阐明事物的内在本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在《西摩：小传》中，主人公西摩从小便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并因其神奇而不胜欣喜。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凭借其思想的精深和的感性直观为塞林格的创作、参透人生指明了方向。 塞林格虽然是一位美国人，但是在禅方面不仅没有受到东文化差异的影响，反而更准确地指出人对禅的理解过于肤浅，甚至“垮掉的一代”是禅的“杀手”。的确，美国青年对禅的接受往往只流于形式，甚少关注其本质与核心，禅在他们那里更像是一种新奇的叛逆手段，并不是一种休养生息、参透真理的教学说。塞林格清楚地看到在很多人那里，禅已经变了味，成为了“蹩禅”，但他“纯正的禅仍然会常驻”。因此，塞林格笔下的人物较为贴近生活，在《弗兰妮》和《祖伊》这两部作品中，塞林格将受到“神启”而行为反常的女大学生弗兰妮描写得入木三分，面对男友赖恩的不理解，弗兰妮既又选择忠于内心，最终在哥哥祖伊的劝慰下，弗兰妮明白了“人人皆有佛性”的禅要旨，顺利实现了与世界的和解。显然，塞林格对禅思想的把握更为透彻与巧妙，他立足于现实生活，将一位与禅结识的青年人的变化真实地反映出来，其中虽有与痛苦，但“这种内心混乱正是即将的迹象”。可见，塞林格那细腻的笔触、生动的描写和如实的刻画不仅反映出他对禅的透彻理解，更捍卫了“纯正的禅”的意义与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并不比“东渐”小，甚至在某一时期、在某种程度上对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如在面对二战后的困惑与创伤时，人尤其是美国人陷入了深深的混沌之中，他们的西式无法为困顿的松绑，遂将希望寄托在了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的哲学（老庄与禅）与文学（寒山及王维的诗歌）。塞林格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受益者，他不仅饱读禅及诗词书卷来宁气、力戒浮躁，还隐居山林、潜心以图、有所。不仅如此，他对写作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以营利为目的而为《克利尔》《星期六晚邮报》等“光面”写文章，到想在《纽约客》上发表作品来证明自己的文学地位，再到全然不顾名利，一心想将内心的直观感受变成文字并凝结为《弗兰妮》《祖伊》《九故事》等作品，这不仅折射出塞林格文学的日趋成熟，更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的确，塞林格后期作品的最大变化就是其中充梦见和死去的亲人说话满着浓厚的禅气息和色彩，而正是这种变化将塞林格的文学成就推上了顶峰。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美国其他作家只是将禅作为一种创作源泉，塞林格则对其进行了充分的理解和深入的思考，并通过创造“西摩”和“泰迪”两大富有争议的人物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灵碰撞之效果。西摩是塞林格笔下“格拉斯家族”的大哥，他不仅自己捻熟禅、学说和中国诗歌，还充当弟弟和妹妹的导师，身体力行地影响、启迪他们的心灵，但就是这样一个看清、心怀若谷的智者却面对着熟睡的新婚妻子。无独有偶，短篇小说《泰迪》（收录于短篇集《九故事》）的主人公只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但他对东方文化的熟识与领会并不在西摩之下，并笃定地认为只有通过禅这种直观的、非的方式才能参透事物的本质，而非传统的那种分析的、的方法。但《泰迪》也有个令人不解的结尾：一声尖叫划破了游泳池的。虽然作品并没有明确指出它出自谁之口，但文中较多的线索都指向泰迪那傲慢自大的妹妹，而把她推入干涸游泳池的人正是泰迪。显然，塞林格希望借这两个人物的不幸来提醒和指导禅的人：东方文明对世界的是毋庸置疑的，但如何在思想境界的提升与原初的凝滞之间找到平衡才是塞林格最为关注的。而这种思考恰恰说明了塞林格对东文化的融合与碰撞进行了深度的分析，而这是“垮掉的一代”作家始终未企及的高度，这也正是塞林格他们“了禅”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在成名作《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借霍尔顿之口来表达“东方哲学更有道理”，还是在《西摩：小传》中通过西摩来抒发对文化及中国诗词的热爱，或是在《泰迪》中所传达的禅教育观，塞林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欣赏与是无须的，中国的思想不仅修复了塞林格的战后创伤，助其找到了内心的安宁，更重建了他的世界，为其写作和人生指明了新的方向。更为难得的是，他并没有将内心的变化与感悟封存起来，而是为醍醐之作以飨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塞林格不只是位作家，更是位思想家。 （本文系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犹太作家塞林格与卡夫卡的危机研究”（1353MSYYB053）阶段性） 本文系省省属高等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项目“犹太作家塞林格与卡夫卡的危机研究”（1353MSYYB053）阶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