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柏芝养小鬼岁月沧桑，四季，有许多生命，落幕在了时光的长河，我们因他们的离去而悲怆，也为他们的事迹而。 李亚哲——我市一名普通的农业植保专家，同事们都叫他“拼命李郎。”2005年1月，70岁的李老带着一生荣誉、一生骄傲离开了他眷顾的事业，但他的事迹却被人们久久传颂。 打开“时光机”，在武威广袤的土地上，一位慈眉善目，头顶黄草帽，身着帆布衣，裤脚挽至膝盖，鞋上沾泥带土的身影不时跃入记者眼帘。他叫李亚哲，那些在田间地头、农家院落，问农所需、问农所惑、问农所困的身影正是他。 火车驶过乌鞘岭，车窗外，连绵起伏的荒山，呼呼狂啸的西北风，一片一片的戈壁荒漠。1956年，在农校学习植保专业毕业被分配去张掖专区（东至黄河，西至星星峡）工作的李亚哲望着窗外抽紧了心。很快，他就自己，这里的老百姓更需要知识，更需要技术。 古浪县永丰滩乡是个移民乡镇。“穿的黄军装，吃的供应粮，葵花杆子盖的房，玻璃瓶子当擀杖”是当地农民生活的线年，设立武威地区行署，被安排到武威地区农业局工作的李亚哲了解到情况后，毅然把永丰滩乡作为他的联系点，农忙时在田间地头给农民做技术指导，冬闲时集中搞科技培训。 1991年，永丰滩乡发生大面积小麦根病，当地群众心急火燎。塞外的早春寒风劲吹，李亚哲背上简单的仪器设备，驻进了张大爷家。 李亚哲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该病是农作物重茬所致。针对小麦根病，他提出了“两年四区轮作制”，控制了小麦根病的危害，使永丰滩乡因小麦根病造成的白穗面积下降，小麦平均亩产由1991年的321公斤，提高到1995年的421公斤。张大爷竖起大拇指：“这小子有两把刷子。” 李亚哲引导全乡农民科学种田，从外地雇用小型播种机，免费为农户作机播，产量比传统耧播高出许多；引导农户调整种植养殖结构，并提出养猪—积肥—肥地—增产的良性循环子，有842户农户通过养殖了致富；提出配方施肥，挨家挨户填表作宣传，经常工作到半夜。在他和其他农技人员帮扶下，永丰滩乡一跃成为全县富裕乡，农民人均收入从几百元增至2000元。 民勤一乡镇棉花杆被害虫咬断枯死了。李亚哲指导农户拔来鲜青草，用“六六”粉制成毒。太阳落山前的时候，第一批毒饵撒在了棉田。第二天，揭起青草，棉苗周围落满数不清的虫尸。为掌握更详细的资料，李亚哲走完一个村又一个村、走完一个乡又一个乡，记录本用完了一本又一本。一年过去了，他掌握了几种地老虎生活规律和习性，提出了除草灭卵的防治方法，动员农户提前除草，使用药剂毒饵诱杀。农户采用这个方案，控制了害虫，保住了棉田。 李亚哲一头扎进农田里，太阳明晃晃地刺眼，田野里没有一丝风，热气蒸腾，汗水流下来模糊了眼睛。麦蚜有哪些种类？发生虫害有哪些规律？如何越冬？为了弄清这些问题，他开始了大量的田间调研。 几年时间，他穿废了几十双鞋，走遍了武威的井泉灌区、山水灌区、沿山干旱区，查遍了冬春混种区、纯春麦区，跑遍了天祝山区，走完了沙漠边缘的民勤乡镇……李亚哲提出了“压缩冬麦面积，防治麦蚜危害”的防治措施，同时利用麦蚜的天敌食蚜蝇制敌，人为制造不利害虫的消灭害虫。这也是他最早提出的植保秘籍。 白天进地头，晚上拿教鞭。李亚哲制定了用天敌数量查小麦百株蚜量的麦蚜防治指标，并基层农技员和农民统计百株数量，辨认天敌，计算天敌和麦蚜比例。 过段时间，小麦抽穗了，一些地方蚜量急剧上升，农户着急：“打不打药？”他果断回答：“不打！”第二天，蚜量不减，第三天，蚜量不减，第四天，蚜量终于大大减少了，农户心中的石头落地了。 过去搞技术培训，大多数是以乡为单位，将几千人召集一起，请技术人员讲半天就算完成了任务。李亚哲认为这是走过场。他以村为单位组织培训，1992年达到38万人次，技术入户率达到了80%左右。这一年，全区蚜虫发生面积70多万亩，药剂防治不足4万亩。1986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武威地区仅防治麦蚜一项，每年少支出农药费50至60万元。 “农林水，跑断腿，没，晒得像鬼。”朋友们劝他改行，李亚哲不听。植保工作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李亚哲既是农业科技的“邮递员”，又是种植技术的“”，还是农资品种的“管理员”、农情反馈的“”。 初春的村庄，充满了绿色和生机，连续的雨水把小村庄的砂石小道冲刷得格外干净。雨后独自一人走在田间地头，一缕缕泥土芬芳扑面而来。李亚哲无心欣赏这雨后的乡村美景，他心里惦记着，这里的农民正在为消灭灰飞虱而烦恼。 为防治谷子“坐茬”，他入户20多天。一天突然来了电话，说父亲病危。等他赶到家中，父亲已走了两天了。趴在父亲遗像前，他撕心裂肺地哭。 农户的庄稼保住了，他却没有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他的同事，原市农技中心主任彭治云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熟知李亚哲的人都知道，他一不抽烟，喝酒，会打牌，会下棋，唯一的爱好就是研究虫子。 李亚哲老家在陇南，他每次回家探亲总是坐一站、停一站，走走停停，在途中收集标本。有一年，李亚哲回家看母亲。上，汽车突然爆胎了，车上的急如焚，满腹牢骚，可他却兴高采烈地扛上捕虫网直奔山坡。 1984年7月16日，又是一个难忘的日子。这天，李亚哲约了古浪县农技站的一位同事去离城十多里的香林寺采集标本。早上8时，直到天黑，他们没喝一口水。这天，他捕到了一个新虫种，取名古浪小蚜蝇。 中午是捕虫的最好时间，门前的小菜园是捕虫的最好场所。每到中午，李亚哲一头钻进菜园子，就忘了吃饭时间。饭热了，凉了，又热了，老伴不理解，说他着魔了。耳濡目染，时间一长，老伴也跟着他加入了采集标本的行列。一天中午，她在园子里转悠，突然冲李亚哲喊：“快！快！来了个新种类。”李亚哲赶过去，一网下去捕获了一头白额小蚜蝇，填补了我省蚜蝇科昆虫的一个空白。 1984年8月1日，是天祝县解放35周年的日子，正在天祝下乡的李亚哲没去看热闹的街市，没去看精彩纷呈的赛马会，直接带着捕虫网走进了草原。这一天，他发现了一个国家新记录种类——毛眼舌腹蚜蝇。这是我国第一个采集的毛眼舌腹蚜蝇标本，他兴奋得一夜没睡。 对很多人来说，农业科研工作似乎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李亚哲的宿舍确实和别人的不一样，有三多：眼镜多，书多，笔记本多。他的文件柜里面全是“密码本”，记载着许多农户的名字，以及其每块承包地的肥料配方比例。 “搞农，必须要踏踏实实，向下扎根越深，向上才能结出果实。”李亚哲说，自己智力平平，全凭一个勤字。 不忘初心做船，精湛技术做桨，奉献为帆。在干中学、学中干。1980年以来，李亚哲完成了“河西走廊麦蚜黄矮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和推广”“谷子坐茬问题研究”“春小麦丰产综合技术（丰收计划）”“诱集带防治麦穗夜蛾试验示范”等9项研究推广课题。先后主持的《武威地区粮食作物综合增产技术整乡承包》项目，获1989年度省农业厅农业技术改进二等、1992年度省农业技术推广三等；《春小麦根病综合防治试验示范》项目，获1991年度省农业厅农业技术改进二等、1992年度省科技进步三等；《甘肃蚜蝇科图志》获1994年度地区科技进步一等；《河西走廊麦蚜黄矮病综合防治技术研究和推广》项目，获1982年度省农业厅农业技术改进二等。李亚哲1989年被评为劳动模范；1992年获国务院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特殊津贴；1994年被省委、省授予“优秀专家” 荣誉称号。 草帽、胶鞋、扑虫网，李亚哲带着这“三件宝”奔波于田间地头，激战病虫害，跟农民兄弟亲如一家。李亚哲行程数万公里，查清了全省蚜蝇科昆虫的种类及分布，探索了防治蚜虫的利用途径和价值，出版了专著《甘肃蚜蝇科图志》一书，第一次鉴定出蚜蝇科昆虫11族30属67种，其中鉴定出新种2个、国内新纪录35种，拿到了打开昆虫王国之门的“金钥匙”。 李亚哲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忙碌、固执，似乎还有一点点“落伍”。一年到头就两身衣服，一套帆布衣下乡，一套中山装开会待客，直至岁月苍老。 为了挖掘这个渐行渐远的背影，记者走近李亚哲曾经跋涉过的山山水水，深入到一切可以深入的地方，与接触和听闻过李亚哲事迹的人沟通交流，一位真真切切的老农形象慢慢地在眼前清晰。 他要求职工到农民家吃饭要付钱。为此，市农技中心实行了“饭票制”，由单位统一印制“饭票”。农技人员下乡时，到单位领上一摞“饭票”，到谁家吃饭，给谁家“饭票”。之后，由李亚哲带着单位财务人员到农户家里收“饭票”，现收现给农民兑现金。回到单位，再从农技人员的下乡补助里面将这些钱扣除。这样做，一是为了不给农民增加负担；二是可以监督农技人员真正吃住在农家，把心扑在为农服务上。李亚哲自己也不例外。有时候忘了带“饭票”，他就将钱偷偷压在农民家的炕沿下。农民吃啥，他吃啥，糁子面条、山药拌汤是最爱。 他要求下属，下乡不称呼他职务，只叫李工；过年过节不许去家里拜访；虽然办公简陋，但每天早晨都要打扫卫生，每个办公室都干净整洁，明快安静；上班不许串门、闲聊；不许铺张浪费，提倡年轻人举行集体婚礼…… 他从不坐单位公车上下班，30公里以内，下乡骑着自行车。一次来了亲戚，想去南营水库玩，李亚哲不好，就坐单位公车去了。亲戚走了，他主动到单位财务室交了汽油钱。 有一次，古浪永丰滩乡村民任建忠送给李亚哲一袋面。李亚哲指着鼻子吼：“年纪轻轻的，就学会搞这一套。”任建忠无奈，扛着面袋子转身走了。 还有一次，为了感谢李亚哲为队里筹资打井，村民们杀了一只羊，送到李亚哲家。趁李亚哲上卫生间之际，村民将羊偷偷放到屋里一个隐蔽处，溜了出去。没想到，几天后，李亚哲亲自把羊肉钱按市场价给了他们。 “李工是我一生最、最的人！”凉州区吴家井镇吴家井村8组村民李发新说，在李亚哲的科技帮扶下，他发展养殖业、种植果树、种田，2005年，年纯收入达到3万多元。 “李主任了解到我所学专业后，想方设法把我调到农技中心工作。”市农科院院长陈志叶说：“没想到那么快、那么容易就从基层调到了市里，没有要我一根烟。” 在业务工作上，李亚哲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对下属的关爱也发自肺腑。他让各类人才都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单位上形成了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一批年轻人，很快在他的赏识、重用、培养下成长起来。 陈志叶回忆起李亚哲热泪盈眶：“他是我的老领导，更是我的人生导师，他我们的，不仅是业务知识，更多的是的道理。” 办公椅扶手磨出了大洞，墙角的洗脸盆也已多处掉漆，但他十几年不换；80年代初，一碗牛肉面5角钱，李亚哲一辈子没舍得吃一碗；一生请过五次客人吃饭，都是来的专家、教授，没有一个官员领导；公费报销的感冒药，不允许家人通用；定下家规：子女不许进“农口”工作，不许打着他的旗号找人办事，不许沾公家便宜。 “不给组织添麻烦，这是老对我们的要求。”知夫莫若妻。他的妻子从不嫌弃跟着丈夫过清贫的日子，至今在丈夫生前单位分的房子里生活，一直靠低保维持日子。这个家里装着他们最简单平静的日子，装满了夫妻俩相濡以沫的所有记忆。 1993年7月，传来，李亚哲检查出直肠癌。听到病情后，他丝毫没一点“按甲寝兵”的样子，继续工作。 10月，他一天天消瘦，疼痛难忍，在领导、同事、亲人劝说下做了手术。“我多出去走走，农民就少走一些弯。”病床上休息了短短一个月，李亚哲背着黄挎包，骑上自行车又下乡了。 之后近12年的时间里，李亚哲身上带着排管，退休不退岗，奋战在查虫防虫第一线，以顽强的毅力与病魔作着斗争，期间，提交了《武威地区小麦吸浆虫综合防治意见》，对古浪黄灌区小麦根病综合治理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意见，参与了凉州区农业科学在技术方面的决策。 2005年，李亚哲走了，但他留下了一大批种田能手和通过改良后能高产夺丰的黄土地，留下了一个求真务实、作风优良的农技战线的领导集体，留下了一个装满荣誉证书却连维持生计都困难的家——70岁的老妻和两个下了岗的儿女、一个患有严重先天性心脏病的儿子。 48年，几乎倾其一生，李亚哲的足迹踏遍了大西北的高山、丘林，乡情如庄稼一茬茬种一茬茬收。朴素节俭、呕心沥血、励精图治、鞠躬尽瘁，这些词都不足以表达老百姓对他的，他们说，我们多希望李教授能回到我们身边。 当夕阳抛洒出最后一抹光彩，红彤彤的天际，金澄澄的麦地，丰收的陇上便成了一幅调抹不开的油画。田埂边，眼望麦地丰收的情景，照片上的李亚哲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让大地丰收、让农民欢笑，是他一辈子最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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