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所具有的艺术品性，使其成为中国叙事文学经典，但《红楼梦》的经典化，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发展以及各种力量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等等复杂因素形成的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红楼梦》诞生在小说叙事还未获得文化的大下，把《红楼梦》推上经典“神龛”的“第一推动力”，来自“五四”新文动。《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一批优秀的古典白话小说，在“五四”新文学健将们重新厘定的文学坐标系里，从受人轻视的鄙俗文学小道的边缘，挪到了文学的中心，取代了一直为士大夫所重的诗、文等雅驯文体，成为文学正。其实，“神圣曹(雪芹)施(耐庵)”，是为了“土芥归(有光)、方(苞)”，一切都是为了建设“新文学”的需要。 《红楼梦》因其特有的思想内蕴和艺术品质，在新的历史时间里被予以新的解读，从而为新的文学导向提供了合适的本土文本，于是在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周作人、俞平伯、钱玄同、傅斯年等新文动健将阐述文学观点时，《红楼梦》被高密度提及，就连对中国传统小说一贯苛刻的周作人，也对《红楼梦》网开一面，承认它是惟一算得上“平民文学”的作品。《新青年》上那些关于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争论，其目的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评价《红楼梦》《水浒传》，而是为那个“文学新世界”描画蓝图，确立范本。“新文学”运动家们当时两手空空，心中的榜样——19世纪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欧美现实主义小说，没有得到充分译介，鲁迅所谓的新文学的“真货色”还没出现，他们只能拿更为国人熟悉的旧说部来比画未来中国新小说的进深宽窄。20世纪20年代胡适力图为传统文化寻求转机的“整理国故”，尝试出了一本《红楼梦考证》。以对待的形式，郑而重之地考据几本旧小说，这极大地提高了小说叙事的文化地位，使《红楼梦》的社会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沈从文在1931年分析文学以来中国小说创作情况的《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一文中指出：“《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书，被胡适之提出，给了一种新的价值，使年青人用一种新的趣味来认识这类书。” “五四”新文动在《红楼梦》经典化建构中，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但也是功过参半、影响深远的一步。一方面，它开创了“肢解红楼为我所用”的先河，这种功利主义的继承思维自此滥觞。此后对于《红楼梦》，无论是作家还是研究者，几乎人人揣着一把阐释的刀，来解《红楼梦》这只牛。大家只割合乎自己胃口的肉，名之曰“精华”，把剩下的皮骨称之为“糟粕”。但也是“五四”这个历史性机遇，使《红楼梦》实现了文份的转变，成为具有和世界文学名著对话资格的少数中国古代小说。 对《红楼梦》的认识和评价、对其思想内涵和实现内涵的艺术手段的挖掘，与中国现代小说观念的演进和各个文学时期主流文学联系紧密。如佩之对《红楼梦》的“社会”的评价，与当时的“问题小说”，对《红楼梦》人物尤其是宝黛爱情的理解，与当时张扬个性、“人的发现”的爱情小说、伤感小说，显然呼吸着共同的文化空气。茅盾在《霜叶红于二月花》中有意借用《红楼梦》等中国人情小说的艺术手段，也是为了解决外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如何在中国当时的文化土壤中生根的问题。最为典型的是将《红楼梦》书写为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前史”。袁世硕在《文学史中的明清小说研究》中指出：“几乎所有评论者都将《红楼梦》看成现实主义的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可以说明，我国现实主义至此已经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实，《红楼梦》的文本很难纳入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范式，研究者不得已就用“历史的局限性”这把刀，砍去“太虚幻境”与“木石前盟”罢了。 很多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小说家和家，同时也是《红楼梦》的重要研究者，他们对于《红楼梦》理解的重点，都与创作实践密切相关，与中国现当代文学自身在各个发展时期的问题和困境，密切相关。无论茅盾大刀阔斧“删节《红楼梦》”，还是何其芳的千回百转的“论”《红楼梦》，都是带着巨大的当下关怀，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借《红楼梦》浇自家“块垒”。 自“五四”以降，经由整个现代文学时期，直至新时期以来，《红楼梦》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在整个中国文学坐标系中的经典地位不断升格，最后成为中国小说艺术的巅峰之作，不可撼动的中国叙事经典。 《红楼梦》之于现当代小说创作的影响，研究者目前通行的做法是以“作家文学资源分析”和“小说文本比对”的方法，靠大量史料划定“红楼”辐射半径，靠“辨识度”比对文本，以“化验DNA”的方式，证明作品——无论其艺术品质高下，具有“红楼血缘”，倾向于建构起几乎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一网打尽的影响脉络：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林语堂、李劼人、丁玲、庐隐、张恨水、张爱玲、冰心、杨绛、端木蕻良、萧红、孙犁、翎、吴组缃、靳以、欧阳山、琦君、徐訏、茹志鹃……继而一直到白先勇、贾平凹、陈、遥、王蒙、璞、王安忆、叶广芩、苏童、高阳、三毛、霍达、刘绍棠、金庸……如果从借鉴和学习的意义上，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受到过《红楼梦》影响的作家名单，几乎可以无限地列下去，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有新的小说家榜上有名。 这些作家对《红楼梦》的学习和借鉴，是服从于各自不同小说观念的理论建构和实践需要的，是被纳入另一体系的“拿来”。我们所发掘出来的“继承人”，往往与《红楼梦》的作者有着完全不同的小说观念和修辞原则，现当代小说家有自己的“体”，所谓的“白描”之类的手法，甚至小说人物的眉眼腔调与《红楼梦》相似，都不过是“用”而已。有一个简单的事实，“五四”至今的现当代文学史上，并没有产生一定数量的在审美品质、文学独创性和意义深广度上与《红楼梦》相同或者接近的小说作品，也没有在《红楼梦》的影响下出现某种创作倾向，我们梳理不出一个现当代小说中的“红楼派”。这么说，丝毫没有现当代小说创作辉煌成就的意图，没有“红楼派”也不是现当代文学的，谁也不能小说一定要写得像《红楼梦》才算好小说，但这种现象是在《红楼梦》被现当代文学史建构成小说经典、并且深刻参与到各个时期文学创作现场的情况下出现的，它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杨义喟叹现当代文学还没有展现出真正的“大家风度”，以“发挥我们民族的艺术创造全部潜力”，“这就使得我们读了一部现代文学史，就好像读了曹雪芹还未写完，便泪尽辍笔的《红楼梦》”(杨义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显然，在他的眼中，20世纪的中国小说，固然有自己的精彩和辉煌，但并没有出现《红楼梦》那样高度成熟的叙事经典，不无遗憾。李敬泽在《〈红楼梦〉影响纵横谈》中表述得更为直接：“《红楼梦》对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实际影响却惊人的小——几近于无。”这样过于戏剧化的结论也许很难为人接受，在急于拿出大量反驳之前，先看一下他同时做出的另一判断：“可以说，百年来中国文学经验的一大部分——阅读与潜在的、不能完成的写作，是与《红楼梦》有关。对于我们生活世界的体会和言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人所借助的是一部《红楼梦》。”李敬泽充分肯定了《红楼梦》对于中国文学经验构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20世纪，《红楼梦》的文本依然为中国人提供着体验和表达生活的形式，“活着”，并且深刻参与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恰恰从“当下”产生的20世纪中国的叙事文本，似乎并没有哪一部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们的小说，不再像《红楼梦》那样言说我们自己。被李敬泽列为“惟一例外”的张爱玲说：中国的小说传统中断了，《红楼梦》是高峰，而“高峰成了断崖”。 于是，在前面那张阵容庞大、一脉千流的继承人榜单之外，我们又有了一张甚为寥落却更具性的继承人榜单。《红楼梦》是曹雪芹中国全部的遗产进行的伟大叙事尝试，它创建了独特的中国小说叙事范式，从这个意义上，《红楼梦》俨然已是广陵绝响，在现代以来的这百年间，几乎没有成功的继承者。 通过网罗庞大的继承人队伍，将《红楼梦》推向光照万代的小说艺术“红宝书”的研究思，如同我们对《红楼梦》的经典化建构一样，某种程度上对《红楼梦》也许是遮蔽，而非真正的理解。面对《红楼梦》的现当代继承问题，我们需要整体性和本体性思维。所谓整体性，是指将《红楼梦》作为一个艺术体系，整体地进行认识，不能“肢解红楼为我所用”。而本体性，是指小说本体。《红楼梦》的现当代继承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古代经典叙事文本的现代影响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演进问题。可以说，研究《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当代继承，为我们思考中国小说叙事在百年来的嬗变，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场域，使我们能够在本体论意义上，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的小说叙事艺术特有的内在性。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尴尬。东莞外来工群像：每天坐9小时 经常...66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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